日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陈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蔡丹在《历史研究》2026年第5期发表《西汉早期“底柱之漕”》一文。文章认为，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中的《五年将漕运粟属临沮令初殿狱》（以下简称《将漕殿狱》），不仅填补了史籍中汉文帝年漕运总量缺载的空白，而且为“底柱之漕”、卜式“将漕最”等问题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研究汉唐漕运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的一项成果，并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支持。
2006年11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了2000多枚简牍。简牍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等。其中《质日》卷记录了名为“越人”的基层小吏连续14年的公私事务，为研究西汉早期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陈伟介绍，《将漕殿狱》记载汉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安陆县代理令史越人、举城二人协助临沮县令初，带领南郡的漕卒参与漕运，因为考课（定期考核）殿后而受到处罚。文书由20枚简牍组成，保存比较好，出土时大致呈卷形。
“《史记》说，‘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西汉一代对‘河渭漕輓’的利用，《史记》《汉书》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陈伟表示，长期以来，西汉漕运历史并不清晰。
《将漕殿狱》多次提到“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底柱仓典籍无载，但底柱作为黄河中游著名的地理坐标，史不绝书。底柱仓应与底柱相近，在今三门峡附近。唐代漕运因避底柱天险，曾以水运为主，而在三门峡河段短距离改走北岸陆路。西汉的濕仓和底柱仓及唐代的集津仓与三门仓跨越不同时代而彼此关联，相互印证。临沮令初部把漕粮从濕仓运至底柱仓，通过陆路还是水路，《将漕殿狱》未曾涉及。但结合史料与漕仓布局、功用分析，应当类似唐代情形。
卜式是汉武帝时著名爱国商人。《史记·平准书》记载他“迁为成皋令，将漕最”。根据《将漕殿狱》可知，临沮令初是代表南郡“将漕”。安陆越人、举城二人，或许还有其他县的令史或代理令史，辅佐临沮县令，组成临时工作专班。据推测当时漕运各郡都是由郡中各县长官轮流带队。这反映出西汉时国家治理能力和郡县制的弹性和活力。
西汉时，每年运至长安的漕粮数量究竟有多少？
“《史记》记载孝惠、高后时‘岁不过数十万石’，武帝元光、元朔年间‘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陈伟告诉记者，《将漕殿狱》显示，文帝后元五年运至底柱仓的菽粟123万石有余。由于已过底柱之险，运抵长安时，损耗应该不多，堪称“百余万石”，文帝时漕粮数量记载的空白得以弥补。因此，南宋吕祖谦认为“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将文景与汉初高后时并观，乃是缺乏依据的臆测。
（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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